每個人身上，都有童年留下的深深烙印。台灣著名漫畫家朱德庸也是如此。他說：“我會畫漫畫，因為小時候受到的歧視，讓我看清楚世界的假象。”
朱德庸的漫畫作品包括廣為認知的《雙響炮》、《澀女郎》和《醋溜族》。今天選擇的這篇文章，來自《人物》雜誌今年第二期的長文《患兒朱德庸》，有刪減。
朱德庸：我只想抱一抱小時候的我 文|魏玲編輯|張悅 攝影|Zack John
直到去年，朱德庸才知道自己患有亞斯伯格症，一種“沒有智能障礙的自閉症”。最早的相關記憶來自幼兒園下午茶時間，每個小孩一杯豆漿、一塊餅乾，全班發發發，發到他餅乾一定沒有了，或者豆漿剩半杯。幼兒園郊遊，所有小朋友都去，提前一天老師上門找他媽媽，能不能不要你的小孩去？媽媽向老師求情，這樣對小孩心理影響太大了，你讓他去，我叫他乖一點。他站在一邊，聽著她們對話。
“你想想看，我當時那麼小。”54歲的朱德庸說，那些三四歲時曾困擾他的缺陷，現在仍然在那兒。
那一刻起，我原諒了自己
我小時候一直很不快樂，非常非常不快樂。小時候我覺得世界不是我的，但我又跑不掉。不管是我有沒有能力跑、懂不懂得跑，我都會卡在裡面。
我去舅媽家，拿一個玻璃杯倒水喝，正要喝，舅媽過來，把杯子拿走：“這杯子很薄，很貴！”另換一個很粗、很厚的杯子給我。那種感覺是，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、一個人歡迎我。大人對我沒有一丁點信心。
我對外面的世界沒辦法、沒能力，只能回到我的世界。我的世界裡，一個是畫畫，一個是蟲子。院子裡，所有的蟲子我都玩過，那畫面我現在都記得，一個小孩蹲在牆角，一下子跑到這個牆角，一下子跑到那個牆角。只有在蟲子麵前，我最自在，因為它們對我沒有威脅感，也不會不接納我。我不用在它們面前自卑，我和蟲子是平等的。
我看人，像看蟲子。大學時，我請同學吃火鍋，一邊吃，一邊放音樂，音樂慢了，他們的筷子也慢，音樂快了，筷子也快，我就很樂。但我不喜歡人，很難參與人，人一多，我就不是我自己。我像一隻海豚，放出一個訊號，又彈回來，沒有回應——我和世界的交流是單向的。
小學五年級，我和一個同學去郵局，他很自信，跟我講：“你去櫃檯問一下，××郵票出來沒？如果沒有，什麼時候出？”我卻從兜里掏出10塊錢，那時是很大的錢，我遞給他：“這10塊錢給你，你不要叫我去問。”他看著我，眼神很奇怪，意思是，你問就好了，幹嗎給我錢？其實，掏錢出來，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傷害，那等於說，我承認自己是一個完全無用的人。
你想，一個小孩，太小了，不知道怎麼回事，一切事情告訴你，你是一個很蠢、很蠢的小孩，我很自卑。直到去年，我53歲，我終於知道我是亞斯伯格症，一種自閉症。那一刻起，我原諒了自己。
我換了3個補習班，該考上的都沒考上。上私立高中，第一學期就被留校察看。我什麼也沒幹，喝酒，跳舞，追女生。晚自習別人做題，我就一個人出去校園裡走，因為我一道題也不會。
我淪落到最差的學校，居然警覺了，死馬當活馬醫，拼命唸書。高考前，我最好的朋友來看我，我很高興。臨走他跟我說，你沒希望了，考不上的。說完就走了。那是我又一次看到人的惡意。本來我們都是混混，突然我要往上爬，他心裡接受不了，所以他才來看我，要給我一棒。
我還是沒考上大學，考上一個三專。去唸的時候媽媽就跟我講一句話，她說，你千萬不要再被退學。結婚以後，我才知道我有識字障礙。所以我學不會。那些東西無法在我腦子裡停留，第一行字看完，看第二行的時候，第一行已經消失了。
亞斯伯格症人與外界溝通有一點偏離，以為說清楚了，以為接收到了，其實沒有。我的複健老師也有亞斯伯格症，我太太聽我倆聊天，快要瘋掉，她說，他講一你講五，他講四你講九，最好玩的是你倆還一直講下去，但是從沒講到一起過。
我媽讓我總在內疚中
亞斯伯格症是遺傳的，我爸爸可能也有。
知道亞斯伯格後，我和爸爸的關係清晰起來。他從沒像一個父親一樣向我傳授人際間的規則，也不會跟小孩坐下來，遞給你一杯酒。他永遠安安靜靜。週日、放假，他沒有應酬，待在我家的院子裡，修所有的東西。拖鞋壞了他修，傘壞了他修，我媽媽一直罵，我們家甚麼新東西都不能買，因為所有壞的都被修好了。
他從沒對我說過“你這個笨豬”，也沒有逼迫我做任何事情。他離開之後我想，他是透過亞斯伯格來愛我的，你是這樣，那就讓你這樣。
我媽媽卻善於用一種使小孩內疚的方式教育我。我在家住了29年，日式房子的地板都是架空的，本身就像一個大鼓一樣。大年初四早晨我跟我媽說：“我明天要搬出去了。”我媽一聽：“什麼？”咚咚咚從客廳走到後面廚房，我聽她跟我爸說：“他說，他明天就要搬出去了，你趕快去勸勸他！”爸爸就走到客廳來跟我說，你是真的要搬出去嗎？我說，對呀。我爸說，好。我就听到我媽在後面生氣：“我不是叫你勸他嗎？”所以我住了29年的家，我只跟他們說一聲我就搬出去了。我結婚完全沒有諮詢他們任何意見。這就是亞斯伯格的好處。
結婚搬走後，常常很不安。打電話沒人接，我立刻坐3個多小時公車回去看他們，其實他們是去打麻將了。我媽媽讓我總在內疚中。
我會畫漫畫，因為小時候受到的歧視，讓我看清楚世界的假象。媽媽對小孩的愛可能是有條件的，而親戚對待你的方式就是社會對待你的方式，非常現實。
老師是正義的化身，往往最不正義，他的外衣讓他可以濫用權力。你沒有反抗能力，連表達能力也沒有，只有承受，這就是真實發生在小小的我身上的事。我兒子要一年級時，我懷著極大的恐懼，擔心我的經驗在他身上重來一遍。
小時候我說話結巴，別人講一句話30秒，我講3分鐘。老實說，不管亞斯伯格多不好，至少它取代了蠢。如果有時光機器讓我回到小時候，我只想抱一抱小時候的我，我只想抱一抱他。
如果有一天我變大人，我可能就不會畫畫了
昨天晚上，我想了很久，我發覺我沒有用漫畫捍衛什麼。其實我覺得我唯一在捍衛的是我的小時候。我小時候的狀態，是真實。
我整個成長過程幾乎圍繞的都是假象，包括父母的愛。很多父母的愛是有所求的，而親戚去掉親戚這個名分之外，不會對你有任何期望，不會有任何包容。所以對我來講真實最重要。
我和太太花大量的時間在一起，和一般夫妻相比，我們相處的時間可能是別人的3倍那麼多。我們倆幾乎總是窩在我們的小世界，一起伸出頭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然後縮回來繼續過我們的生活。
人家問我對愛情婚姻是樂觀主義者還是悲觀主義者，我說我是旁觀主義者，那是我的工作，我看到了，畫下來。
但是就人生來講的話，其實我覺得我是悲觀主義者。我像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孩，被投放到這個世界來，一個人跌跌撞撞，有時自己撞，有時讓人推著轉來轉去，有時人家背後拍你一下頭，你轉過來，他又在你前面拍你一下頭。
認識我太太之後，像兩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孩被投放到地球來，兩個同時被撞，同時被人轉一轉，拍拍頭，有時我跟太太兩人都會躺在床上沮喪，想不通，到底怎麼一回事？我覺得好像再也沒辦法畫下去。兩個人講著講著，很難受。好像我們是在這個世界之外的。
我從來不是個稱職的爸爸。我兒子小的時候我一天到晚把他弄哭。我從來不讓他。在我的意識裡，坐下去開始玩就是兩個小孩的戰爭。我不但不讓他，我還嚇他。
有一次他哭著去找媽媽，我太太告訴他，其實你爸爸身體裡住著一個比你還小的小孩。他那以後就沒哭過，他說爸爸我讓著你，因為你比我小。我兒子到現在都常常讓我。他今年22歲，已經變成大人了。我好像沒有變化。
我晚上睡覺，只要躺下去就會想到飛碟。想到飛碟我就很心安，很快就睡著了。想像我在老家的床上，飄起來。全部是主觀鏡頭，你看到屋頂越來越近，因為你往屋頂飄，你可以感覺到你一層一層穿過屋頂，先是牆，然後是夾板，然後是瓦，你就浮到空中，在你家屋頂上飄，你越高，視野就越廣。
因為我常常去飄，有時候我兩三歲，有時候我高中，有時候我二十幾歲，時間不同，那裡的房子、樹都不一樣，我可以把時間分成好幾層。
對別人來說，想像的世界可能只有他真的閒得沒事幹，喝了酒，發了呆，才會偶爾出來一下。真實世界佔他百分之九十的人生。我剛好相反，我花百分之九十的時間把我的世界弄得豐富有層次。然後我就呆在裡面，待夠了才出來應付一下外面。
這個世界我是可以帶著走的。我從台北到北京，我帶著它走。我在飛機上，眼睛一閉就可以進去。我在裡面可以跟貓狗說話，我可以跟已經失去的東西和失去的人重新碰面，碰到面，我們可以對話，我們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，一起走過一條街。
所以外面的世界只是我肉體生存的世界而已。
每個人身上，都有童年留下的深深烙印。台灣著名漫畫家朱德庸也是如此。他說：“我會畫漫畫，因為小時候受到的歧視，讓我看清楚世界的假象。”
朱德庸的漫畫作品包括廣為認知的《雙響炮》、《澀女郎》和《醋溜族》。今天選擇的這篇文章，來自《人物》雜誌今年第二期的長文《患兒朱德庸》，有刪減。
朱德庸：我只想抱一抱小時候的我 文|魏玲編輯|張悅 攝影|Zack Joh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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